米暂沉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从一九二七年随杨虎城将军工作，一直到西安事变胜利解决，先后整十年之久。在此十年中，他长期任杨将军的机要秘书。一九二八年随杨将军前往日本。一九三一年杨将军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时，他历任民政厅科长、秘书主任等职。西安事变中任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长。在杨将军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对于杨将军的政治活动乃至生活作风，到今天他是了解最多的一个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爱国主义传统。西安事变虽然是骤发的，但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民族危机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极富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的张、杨两将军，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他们在联共抗日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到了一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团体和地方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张、杨两位将军的这种爱国精神，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翟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不愧为人民所赞誉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促使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事变发生以后，是和，是战，是有条件放蒋，还是无条件放蒋，这是摆在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东北军、十七路军，都一致主张要和平解决，要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事变的解决过程虽然一波三折，曲折复杂，但是由于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妥协和牺牲，结果实现了全民族空前的和平统一。为此，中共“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则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而南京当局也是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以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毫无疑义，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各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妥协和牺牲，才奠定了全民族抗日的基础，也奠定



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关系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再一次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英明的远见。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出色地调解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地运用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业已建立的“三位一体”抗日格局，在同南京政府谈判中提出“六项要求”，最后终于得到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亲口允诺。正如叶剑英同志的诗中所赞颂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实现历史转折过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更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的充分体现。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顺应潮流，力挽狂澜。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一位以一家四口殉难，一位被幽禁55年始获自由。这种个人的历史悲剧，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为民族、为国家所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他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放射的光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今天，它仍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教益和启迪。它再次表明，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控制或逆转的，而人心向背所形成的潮流，始终主导着社会前进的总趋势。这一事变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辱的伟大民族，在深重的灾难面前，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冲破不同阶级之间的隔阂或对立，使全民族团结为一体，同舟共济，共御外侮。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操，正是中华民族之魂。任何外来侵略者在这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前，终将陷入失败的泥潭。爱国主义永远是具有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永远是所有炎黄子孙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基石。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